诺奖得主埃丝特·杜弗洛在列日大学开讲！“温暖时代的有益经济 ”值得关注

埃丝特·杜弗洛是法国经济学家，阿卜杜勒·拉蒂夫·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（J-PAL）联合创始人，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发展经济学教授，于201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
2024年3月18日，她从列日大学校长安妮·索菲·尼森手中接过了列日大学荣誉博士的徽章，并发表了主题为“温暖时代的有益经济 ”的主旨演讲。埃丝特·杜弗洛在这次演讲中讲了哪些内容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~

  全球变暖主要归因于西方国家的发展  

我们往往认为，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是货币：通货膨胀、经济增长、利率......有时甚至忘记了数字背后的人类生活。巴黎经济学院院长、经济学家埃丝特·杜弗洛站在了人民的一边，毫无疑问，这是因为她主要关注的是贫困及其机制。在世界变暖的背景下，她研究了经济学如何为受苦受难的人们提供帮助。

全球变暖是由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累积造成的。这种积累不仅会导致气温升高，还会引发干旱、洪水和森林火灾等极端天气事件。埃丝特·杜弗洛表示：“对此负有责任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公民，他们应该首先意识到改变生活方式的紧迫性。”

从历史上看，全球变暖确实主要归因于西方国家的发展，从19 世纪的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无节制增长。然而，有人会说，中国目前是地球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。经济学家对这一逻辑提出质疑：“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大部分实际上是由于出口造成的。中国仍然是世界工厂，其工业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来自进口，因此也来自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。”

因此，确定责任的更公平方法是通过分析贸易流动和收入分配，评估每个公民在这些排放中所占的份额。埃丝特·杜弗洛认为，“这些数字可以用‘10-50规则’来概括：世界上最富有的10%的人要对50%的温室气体排放负责，反之亦然。更糟糕的是，仅最富有的1%的人就要对17%的排放量负责！”这些数字还证实，要求贫穷国家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 “做出努力 ”是不公平的。研究人员断言：“赤贫人口（相当于每人每天收入不足两美元）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有限。据估计，即使让他们的收入都达到两美元的门槛，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会增加 2%。”

  富裕国家有道义责任承担财政费用  

埃丝特·杜弗洛认为，富裕国家有道义责任承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财政费用。因为事实上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，我们并不都是平等的：贫穷国家将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大部分后果。她指出：“造成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原因是地理因素：大多数贫穷国家位于全球较温暖的地区，即热带和赤道周围。如果初始温度为20度或35度，那么气温上升2度所产生的影响就不一样！而35度以上的温度很难适应人类的生活。”此外，她还解释说，“富裕国家更有能力适应。例如，在2003年致命的热浪之后，法国不再出现与热浪相关的死亡事件。这与法国的富裕程度是分不开的。但穷国却没有适应的资源：空调系统太昂贵，农业或建筑业的许多工作都在室外进行”。

经济学家估计，到2100年，气温升高将导致每10万居民中有73人死亡。“这看似不多，但相当于每年约600万人死亡，比疟疾或艾滋病等所有传染病造成的死亡率还高。而这些新增死亡人数中的绝大多数将发生在贫穷国家。”

因此，迫切需要采取行动。但是，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需要把努力的重点放在正确的方向上。埃丝特·杜弗洛认为，有太多的决策者在自欺欺人：“许多人认为技术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。例如，碳回收和备受推崇的住宅能源改造。然而，密歇根州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后者的效果被大大高估了。”这位经济学家认为，也不存在依靠企业的问题，因为企业对生产脱碳没有真正的兴趣。西方国家已经提供的外援也远远不够。

  向最富裕的人求助  

那么，我们到哪里去找钱呢？

埃丝特·杜弗洛认为，我们必须向最富裕的人求助。她说：“我们可以针对跨国公司和亿万富翁征收累进国际税。这种税从机制上来说是一种‘碳税’，但不会造成社会不公，也不会让最贫穷的人付出代价，而这种不公最近在法国引发了‘黄马甲’运动。”这种附加税并非遥不可及。她指出：“137个国家已经同意对跨国公司征收15%的最低税率。增加几个百分点的气候税，每年就能筹集数千亿美元。此外，根据欧盟税收观察站的一份报告（巴西在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采用了这份报告），对世界上最富有的3000人的财富征收2%的税，每年将筹集约2,500亿美元。”这些措施更容易实施，因为它们在美国和欧洲都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。

该如何处理以这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？

虽然目前富裕国家支付的资金由世界银行管理，而穷国并不信任世界银行，但埃丝特·杜弗洛认为，现在已经有必要的工具，可以通过银行账户或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将这笔钱直接支付给个人。她说：“最重要的是，这笔钱应该用于消除极端贫困，我们已经为此制定了有效的计划。因此，一旦灾难来临，我们就需要向人们，尤其是妇女，提供经济援助。最好是提前。我们的研究表明，受灾人口能够更好地为即将到来的冲击做好准备。”

她引用的研究表明，人们有能力以良性的方式改变自己的行为。至于是否有政治意愿，我们拭目以待。